张说的轶事典故
武则天晚年，张昌宗构陷魏元忠与高戬谋反，并许给张说高官厚禄，让他作证。 武则天询问张说，张说还未答话，魏元忠道：“你想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吗？”张说怒道：“你身为宰相，怎会说出这种陋巷小人的言语！”这时，张昌宗在一旁急忙催促张说，让他赶快作证。张说道：“陛下看到了，张昌宗在陛下面前，还这么逼迫我，何况在外面呢！我没有听说过魏元忠要造反，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。”张易之急忙大声道：“张说与魏元忠是共同谋反！”武则天追问详情，张易之回答道：“张说曾经说魏元忠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。伊尹流放太甲，周公作了周朝的摄政，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？” 张说辩解道：“张易之兄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，只是听说过有关伊尹、周公的只言片语，又哪里懂得伊尹、周公的德行！当时魏元忠刚刚担任宰相，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，他对客人说：‘无功受宠，不胜惭愧，不胜惶恐。’我确实是对他说过：‘您承担伊尹、周公的职责，拿三品的俸禄，有什么可惭愧的呢！’那伊尹和周公都是大忠臣，自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的仰慕。陛下任用宰相，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，那要让他们效法谁呢？我难道不知道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高位、靠近魏元忠就会马上被满门抄斩的道理呢？只是我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，因而不敢诬陷他罢了。”武则天却道：“张说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，应当与魏元忠一同下狱治罪。” 后来，武则天又一次召见张说追问此事，张说的回答仍然与上次一样。最终，魏元忠被贬为高要尉，高戬、张说都被流放岭南。 张说和徐坚同在集贤院当学士十多年，爱好一致，感情相投。当时和他们共事的学士们，已经衰落的很多，独有他二人还留在集贤院。有一次，张说把当年的学士名字一一写出来，和徐坚一起观看。 徐坚问道：“他们当年都是各有专长，各领风骚啊，请问文章方面，谁先谁后？”张说道：“李峤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问的文章，都是良金美玉，无可挑剔。富嘉谟的文章，严峻峭拔，雄奇豪放，别具一格，但他这种言论，若是用在议论朝政的地方，必然引起大乱子。阎朝隐的文章，浓妆艳抹，词藻华丽，轻歌曼舞，读后令读者愉悦，虽然有些风流儒雅，但是有点过于幽默诙谐。” 徐坚又问：“现在的后起之秀，谁的文章好？”张说说：“韩休的文章，有如美酒佳肴，词语典雅，但缺少韵味。许景先的文章，虽然肌肤丰满，华丽可爱，但缺少风骨。张九龄的文章，有如淡妆素裹，应时实用，但缺少润饰。王翰的文章，像华美的玉器，灿烂珍贵，但多有瑕疵。若能去其所短，扬其所长，也是一时之秀啊！” 相传姚崇临死前，嘱咐自己的儿子道：“张说对我怨恨很深，将来可能会毁我名声，报复你们。我死之后，他出于礼节，必来吊丧。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，他最喜爱这类东西。如果他看都不看这些东西，那你们可能会有灭顶之灾；如果他看了这些东西，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，并请他为我撰写碑文。得到他所撰碑文后，你们马上誊写，呈报皇上，并准备好石碑，立即雕刻。他考虑事情通常比我迟钝，几天之后一定会后悔。倘若他要以修改为托词收回碑文，你们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，并将雕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。” 姚崇死后，张说果然前来吊丧，见到所陈列的珍宝器皿，看了又看。姚崇的儿子遵照他生前的吩咐，将张说喜欢的珍宝器皿全送给了他，并顺利得到了张说撰写的碑文。碑文叙述姚崇的生平，褒扬姚崇的政绩，据说是当时最好的墓志。 几天后，张说果然派人来取碑文稿本，说文辞不够周密，需要修改。姚崇的儿子领来人去看已刻好的碑文，告诉他碑文已通过了皇帝审阅。张说为此懊恼万分：“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！”
张人骏的轶事典故
张人骏与袁世凯是盟兄弟，又是儿女亲家，但是老年之后，张人骏却与袁世凯因政见不合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甚至当袁世凯称帝之后，张人骏从来不去北京，为了“不肯与袁同在一个城市”。张人骏任山东藩司的时候，袁世凯任山东巡抚。在武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这一问题上，袁世凯曾经动摇过。张人骏就在袁摇摆不定的时候，给了他一个决定性的意见。张人骏对袁建议：“古来没有听说用邪说可以成大事的，你如果能料到义和团会成功则可以善待遇之，不然料其必败，则当早下决心。”袁世凯后来因剿灭义和团而得到清廷赏识，为感谢张人骏的献策，两人换帖结拜成盟兄弟，进而又成为儿女亲家。1908年，袁世凯的长女袁若桓嫁给了张的幼子张允亮。虽然在剿灭义和团的问题上，袁张的思想是统一的，但自视清高、顽固不化的张人骏却对袁世凯此后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怀疑。张人骏的理念是“食君之禄，当报王恩”，对于袁世凯连番背叛朝廷，先当大总统，又称洪宪皇帝的做法极端鄙视。他拒绝出任一切民国职务，也绝不与袁世凯相见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因为青岛被德国占领，张家避祸北上天津，一家人来到了旧英租界戈登路的这处房子，就是现在的湖北路1号。张人骏既是家中长辈，又是子孙在学问道德上的楷模。他一生不纳妾，也不许家中子弟纳妾。蓄养婢女虽然不绝对禁止，但各房使用婢女很少。袁世凯的长女嫁到张家，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。张人骏不允许子弟吸鸦片，家中烟具全无。他从不办大寿，家中禁止赌博，甚至连唱京戏也被视为不屑之事。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回忆，“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，他本人晚年在天津，除了每天写写字外，诗酒风流的事是没有的。因此他不是一个过潇洒生活的逸老，而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。”张家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张家一直保持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制度，这也是张人骏治家的特点之一。张家的聚居生活共有五六十人之多，有公账，在住房、吃饭方面都是共同的，中晚餐一开就是十几桌，摇铃开饭。其他婚丧大事，交际事宜都统一行动，由父兄辈出面，年青一代是不去参加的。这种典型的大家庭在旧英租界已是鲜见，如今听来更觉得新奇。1927年张人骏在湖北路寓所去世。溥仪亲自到张宅吊唁，谥“文贞”，与李鸿章的谥号“文忠”相应，他追求了一生的“忠君报国”总算得到了一个“盖棺定论”。 翌年二月，张人骏的灵柩回到故里，埋在生他养他的大齐坨村。一代风云人物在外漂泊了几十年之后，终于落叶归根。 除了从政，张人骏还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。身为清朝重臣，由于张人骏逝世较晚，故《清史稿》中未为其立传。但《民国书画家汇传》反倒以书法家的身份将张人骏列入其中，书中介绍他“工书法，善诗文”。著名学者、书画鉴定专家傅熹年论及其书法时称：“篆书之圆劲，楷书之沉稳，草书之流畅……其临摹维肖，形意兼得，功力深厚”，与“陈宝琛、吴大澄鼎足而三”。不过，令人遗憾的是，由于张人骏从政时期政务繁忙、为人低调，退隐以后位尊年高，外人亦较难于求取，故书画流传不广，今人所能看到的，已是寥寥无几。至于张人骏的诗文，更是很少遗世。只有一句杜陵评书贵瘦硬，放翁拄杖即神通做为一首著名的诗句被人们广为传颂。